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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海归创业广州科学城 高科技企业抢滩新兴市场
2015-3-31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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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南方某市突然天色转暗,灰黄色的雾霾笼罩了城市上空。市领导的电话打到了环保局:“究竟出了什么事?”

    很快,一台乳白色箱体仪器被推到城市空地,打开仪器传输接口,空气流入箱体内部。1个小时后,仪器显示屏输入一张彩色曲线图,其上显示,当地空气中“生物质燃烧源颗粒物”的浓度在1小时内激增3倍。依据这一分析结果,当地迅速组织排查,果然发现城市某处有大量垃圾正在燃烧。

    一场突发的环境危机由此而解。其中,关键的检测仪器来自于广州禾信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信公司”),这是一台具备国际领先技术的在线源解析质谱仪,能够快速甄别PM2.5污染物的成分与来源。依靠这项核心技术,禾信公司打破了国产高端质谱仪器的出口零记录。

    禾信公司是广州科学城高新技术企业的典型代表。在这片汇集了1000多家科技企业的高新园区,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像禾信公司一样——他们由高层次海归人士创业,掌握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具备开阔的市场眼光,正在或将要填充国内新兴市场的空白。

    作为广州乃至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示范区,广州科学城曾被寄望于“代表了广东的未来”。如今,在创新性扶持政策的促进之下,科学城里星罗棋布的中小企业,或将走出一条“野蛮生长”的创新驱动之路。

    创新科技

    抢占市场空白

    作为广州最早创立的高新技术园区,广州科学城承担了在经济新常态下开拓新兴产业的重任。在这里,依靠创新性的核心技术抢占国内新兴市场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

    从2004年回国创办禾信公司到研制出第一台国产高端质谱仪,海归博士周振花了6年时间。所谓质谱仪,是一种直接检测物质分子量或原子量的尖端科学仪器,其在空气质量检测、水质检测、土壤分析、食品安全等诸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多年来,我国质谱仪的整体研制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缺乏核心技术,高端质谱仪器更是完全依赖进口。

    2011年,禾信公司研发的“气溶胶质谱仪”推出市场,产品当年卖出4台,销售额即已突破1000万元。

    高端质谱仪的效用很快就在区域性的环保危机中得到了检验。

    2012年,南方某市有100多人出现血铅中毒的症状,当地一度人心惶惶。究竟起因如何,当地官方也无从推断。

    在环保部门的协调下,禾信公司的技术人员带着仪器赶往当地。经过持续5天的大气监测,质谱仪输出的多份对比结果显示,当地空气中存在大量的硫化物质,其具有燃煤排放的特征。这意味着,当地大量燃煤的火力发电厂有可能是污染源。最终的结果验证了这一判断。

    在随后的几年里,禾信公司陆续推出多款高端质谱仪,目前的主要产品在线源解析质谱仪成功解决了“快速弄清PM2.5污染物的来源”这一难题。“它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获得某监测点PM2.5中的各种成分,传统的技术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周振说,这项技术所提供的精细数据,为灰霾污染治理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支撑。

    禾信公司的产品销售在近几年得到突破性增长。2014年,该公司年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年生产能力达到60台。

    在广州科学城,依靠创新性的核心技术抢占国内新兴市场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自2012年《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通过以来,广州明确提出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新材料与高端制造产业3个千亿级新兴产业群,而作为广州最早创立的高新技术园区,广州科学城承担了在经济新常态下开拓新兴产业的重任。

    如今,在科学城的孵化器、加速器、创新大厦等一栋栋大楼里,星罗棋布的中小企业面向国内的新兴市场跃跃欲试。

    海归创业

    渐成潮流

    久居海外并从事科研工作的经历,让这批学而优则商的创业者在技术研发上具备优势,同时兼具国际化的市场眼光,能够瞄准中国新兴市场的空白,抓准时机回国创业

    周振和广州科学城的不少创业者有着一个同样的身份——高层次海归人才。

    海归博士黄若磐在2009年作为广州开发区科技领军人才被引进到广州科学城,他所创办的广州锐博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攻蛋白芯片技术。同样是在生物技术领域,“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张必良创办的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以核酸技术为研发核心,其背后的研发团队聚集了多位海外顶尖专家,并在2011年入选“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队”。两人所瞄准的,均是国内新兴的生物技术市场。

    张必良与黄若磐归国创业的21世纪前10年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美好年代,中国走向国际化的步伐愈发迅猛,社会理念亦是逐步更新。在发达国家率先起步的新兴市场被逐步引入中国,并被国人日渐接受。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经济的愈发成熟与创业环境的逐渐改善,为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具备市场嗅觉的海外学人,能够迅速察觉到中国市场的细微变化,于是,归国创业成为一种必然潮流。

    张必良在2004年归国创业时舍弃了美国知名大学教授的安逸生活,他当时看准了国内生物技术市场的空白,并且坚信将国外高校的基础性技术转化为临床产品,在国内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如今回忆当年的抉择,他仍然感到庆幸。“如果没有回国,可能一辈子当教授,而创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张必良说,国内生物技术市场发育不成熟,这为技术研发带来了障碍,但也为新技术走向市场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在创业10年后,锐博生物有两个核酸药将申请临床试验,如果实现量产,可能实现数十亿美元的年销售额。

    在广州科学城的海归创业者中,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出生的张必良与黄若磐,都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一批人。这批上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最先经历了眼界的开放,同时兼具一份特别的家国情怀,他们对国内外的变化与差距感触颇深,“在国外待得越久,对乡土越发怀念,你能感受到中国国力的变化,于是想趁着这股扶持创业的春风,为祖国做点事。”黄若磐说。

    作为华南地区创新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广州科学城如今已经吸引了3000多名海归在此创新创业。可以预计的是,潜力巨大的中国新兴市场,还将会吸引一波又一波的海归人才。

    瞪羚计划

    培育创新中坚

    创新性强、增长速度快、发展前景好……在广州开发区,每年有不少于100家这样的“瞪羚企业”得到认定和培育,在认定期内获得被称为“瞪羚八条”的政策扶持

    49岁的楼建荣是最新一批的创业者,2013年底,他在广州科学城的国际企业孵化器以较低的租金租下1500平方米的办公间,致力于开发“体外诊断系统”的雷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此开张。

    在美国医药企业深耕多年的楼建荣,在选择归国创业地点时曾辗转国内多地进行考察,最终选择了广州。“一方面是广州的市场经济相对成熟,投资人的思维比较开放,能够接纳生物技术较长的市场回报周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州的政策帮扶给力,政府运作也比较高效”。

    张必良和周振在2004年回国创业时,都在广州科学城的孵化器里度过了三四年。彼时广州科学城规模尚小,仍在田野与村庄的包围之中,而两人的企业也都不过数人,在孵化器数十平方米的办公间里,他们度过了技术攻关的最初日子。

    如今10年过去了,早年的创业者看得见科学城从丘陵果林到生态园区的变迁。规划面积达22.74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园区里建起连片高楼,城市道路纵横其间,孵化器为数以千计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了青山绿水环绕的创业基地。

    在硬件设施的更新之外,中小企业更为期待的则是地方政策对创业环境的逐步改善。

    2011年,为了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广州科学城所在的广州开发区推出一项“瞪羚计划”,这成为园区此后几年在扶持政策上的突出亮点。瞪羚是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羚羊,广州开发区将园区内创新性强、增长速度快、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形象地称之为“瞪羚企业”。

    按照相关政策,每年将有不少于100家“瞪羚企业”得到广州开发区的认定和培育,这些企业将在认定期内获得被称为“瞪羚八条”的政策扶持,其中包括研发费用补贴、支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银行融资贷款门槛降低、支持企业上市等优惠性政策。

    黄若磐的公司在2013年被认定为“瞪羚企业”,他在当年收获的实际利好是,公司的创新骨干人才和紧缺人才经过申报之后,每个月可以得到2000至3000元的薪酬补贴。“对于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科技型企业而言,这是直接的政策利好”。

    几年下来,“瞪羚企业”正在从广州科学城的新生力量成长为中坚力量。2014年,整个开发区的124家“瞪羚企业”总收入达到410亿元,收入增速25.6%,对全区收入增长贡献率达18.5%,其近两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同期园区增速的3倍。

    归国博士谈创新驱动

    “山寨”短期内或产价值

    长久必损中国制造名声

    ◎黄若磐博士

    广州瑞博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和首席科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张必良博士

    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周振博士

    广州禾信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楼建荣博士

    广州巿雷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科学家

    南方日报:这些年,广州的创新创业环境有什么变化?

    黄若磐:刚来开发区这边时,办公区周围很多荒地,现在很多产业园区、创新园区都已开发出来,完善了很多。

    楼建荣:这几年广州的创业机会很多,一是因为广州的投资人务实、视野开阔,容易接受新东西;二是越来越多的留学人才聚集到这里创业,使得整体氛围和水平都越来越好。

    周振:同样一个技术创新成果,在美国可能被淹没在海量科技成果里,在国内则有可能得到扶持发展。

    南方日报:在一个城市创新驱动的发展中,企业应扮演什么角色?

    黄若磐:中国的硬件不比国外差,但是软环境还有差距,比如人才。广州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很多,但高端人才比较少。许多博士生想留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不太愿去企业工作,但其实企业也需要很多人才来做研发创新。

    张必良:企业也应成为创新主体,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科学创新相区别,企业应以市场为导向做科研转化和技术创新。其实,科研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创新和突破。企业需要不断推陈出新。

    周振:简单地说,除了需要建立高新技术的发现机制,还需要建立转化机制。

    南方日报:政府和社会可以做什么?

    楼建荣:政府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建立资源平台,同时社会公共资源也需要更开放。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需要与相关机构合作,但经常会遇到一些壁垒,他们亟需政府帮助搭建合作平台。

    张必良:关键在教育,培养创新性人才,鼓励创新创业,整个社会形成创新创业的氛围。政策的帮助在一定阶段对企业的科技项目会有很大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常规性创新。不能鼓励低端重复的制造,“山寨”短期内有一定价值,长久就会损害中国制造业在外的名声。

    南方日报:你们在创新创业中遇到哪些具体的阻力和困难?

    黄若磐:招聘到合适的人才比较难,更难的是留住人。

    楼建荣:我们研发产品经常需要购买国外仪器和实验品,大部分小物品都是急需的,但是我们目前只能通过代理方,从生产工厂、海关等转一大圈,拿到手时通常已是三到四周后。

    张必良:药品开发的申报审批时间过长。由于我们是创新药物,国家已经给了缩短时间的优先政策,但还是需要两年时间。我们希望在行政审批上再少点阻碍,研发成果能尽早进入市场。

    南方日报:你们同时作为科学技术专家和企业创办者,如何保持个人或企业的创新力?

    黄若磐:我每天8时前就到办公室,除了看邮件和安排公司工作外,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国际上行业内的最新进展。长期来看,最主要还是科学技术和产品要过硬,能经得起市场考验。

    张必良: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克雷格·梅洛教授作为我们企业的顾问,保证我们的核心技术一直处于国际顶尖水平。另外,我们每年把收入的20%投入到产品研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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