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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华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2016-11-17  来源:广州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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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迪秋、黄为民

  2016年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诞辰150周年。

  近代中国,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国势积贫积弱。孙中山目睹时艰,立志救国,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从1894年起,孙中山为实现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使中国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坚持不懈地奋斗了30多年,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广大海外华侨为了摆脱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从人、财、物、智四方面支持孙中山,在建立组织、宣传教育、筹措经费、参加起义和支持新政府等方面堪称楷模,他们的丰功伟绩值得世人永远铭记。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

  华侨是孙中山革命组织的中坚

  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组织——兴中会,是在檀香山华侨中首先建立的。1894年10月,孙中山认为“时机可乘,乃赴檀香山,欲纠集海外华侨,以收臂助”,经过一个多月筹备,在邓荫南和孙中山长兄孙眉等华侨热情支持下,孙中山于11月24日举行首次会议成立兴中会,是次会议连孙中山在内共25人参加。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不久,日本横滨、美国旧金山、越南河内等地华侨相继成立兴中会。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正式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为使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决定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檀香山、旧金山等地建立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个支部。孙中山派出同志,或自己亲自到海外去建立分会。1906年4月,孙中山在华侨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支持下,创建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林义顺还创建了槟榔、吉隆坡分会,并介绍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香山华侨陈景南成立暹罗分会;新会华侨邓泽如创建瓜捞比拉分会。至1908年,南洋英属殖民地有同盟会分会和通讯处一百多个。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为南洋同盟会总机关和孙中山向南洋华侨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革命和筹资集款、策划武装起义的重要基地。1910年,美洲支部成立后,仅美洲就有15个分会。“凡有华侨所到之处,几莫不有同盟会之足迹。”由孙中山亲自指导成立的就有越南西贡、新加坡、槟榔屿、三藩市等同盟会。

  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并接受“洪棍”(元帅)职务后到达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华侨中十有七八是致公堂的成员,孙中山为使这个会党组织成为支持革命的力量,他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对全美会员进行了总注册,重订致公堂章程,以革命理想为该堂的奋斗目标。在台山华侨李是男、黄三德等支持下,1911年6月18日,旧金山致公堂与同盟会两大组织联合。同时,冯自由在加拿大一年期间,秘密组建同盟会,并利用温哥华中华会馆换届选举之机,成功掌控该会。

  华侨是孙中山革命的思想先锋

  孙中山在华侨中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爱国华侨成为革命舆论的鼓动者。爱国华侨聚居的地区成为大造革命舆论的可靠基地,他们以演讲、办报和各种论坛及读书社等形式,大造革命舆论。

  1881年,香山华侨程蔚南在檀香山创办《檀山新报》,孙中山把它改组为兴中会机关报,该报曾刊登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1900年1月25日,新会华侨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宣传民主革命的报纸《中国日报》。旧金山《大同日报》在黄三德支持下易帜,成为美洲洪门机关报。1909年,李是男等华侨青年在旧金山出版《美洲少年周报》,后改版为全美洲同盟会第一家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1910年,原在香港担任同盟会分会会长兼《中国日报》社长的冯自由,辞去两项职务,来到加拿大担任《大汉日报》主笔。1904年,张永福等在新加坡创办南洋第一份鼓吹革命的侨报《图南日报》。1906年,香山华侨陈景华在暹罗创办《湄南日报》、《华暹日报》,以犀利的笔锋开创暹罗华侨革命之风。鹤山华侨陆佑资助创办《星洲晨报》。台山华侨黄伯度在加拿大创办《新国民报》。梅州华侨谢英伯与孙科等人在檀香山创办《自由新报》,与刘思复、潘达微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谢逸桥在汕头创办《中华新报》、《新中华报》等,均为革命思想宣传先锋。

  开办书报社,印发革命图书是华侨很有特色的宣传方式,也是革命党人一大创造和发明,书报社遍布东南亚各国。1909年,粤籍华侨李是男等成立少年中国学社、陈孟瑜成立古巴“三民阅报社”,这是孙中山在古巴最早也是唯一的革命机构;张永福、林义顺等成立新加坡“同德书报社”。书报社内免费提供宣传革命的华文报刊和激励民族气节的书籍,举行“讲演会”提倡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华侨中下层阶级的觉醒。

  华侨是孙中山革命的铁血前驱

  华侨在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中,积极参加革命起义,浴血奋战,不怕牺牲,他们的英烈之举,光照千秋。

  民国成立前,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举行过大大小小27次武装起义和暗杀行动,其中华侨直接参与领导或主要策划者就有15次,占起义总数的大半以上。其他各次起义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华侨的支持。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檀香山华侨邓荫南、夏百子、宋居仁、李杞、侯艾泉、陈南等追随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参加起义。

  1907年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黄冈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起义,在近代民主革命占有重要的一页。此次起义得到南洋华侨多方面的、全过程的支援,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是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许雪秋。

  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这是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在马来亚槟榔屿策划的,许多华侨志士回国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仅从新加坡、槟楖屿等地回国的就不下500人。起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钢爪泉为首,组织敢死队回国。缅甸的荷属东印度等地华侨也有回国参加的。这次起义本来计划挑选800个革命志士组成敢死队,其中多数是南洋华侨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由于临时情况变化,彼此没有联络好,敢死队还未全部到齐,只有一部分在黄兴指挥下进攻总督署。但他们英勇作战,虽最后失败,战死和被捕牺牲共86人,其中华侨三十多人,年龄最小的是两位马来西亚华侨:19岁的郭继牧和18岁的余东雄。战后捡拾遗骸72具合葬广州黄花岗。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晚在起义打响后,扛举起义大旗,冲锋在前,壮烈捐驱。他是来自吉隆坡华侨,裁缝工人,为了回国参加起义,卖掉自已的脚踏车作盘缠。孙中山誉此役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1900年惠州之役,华侨邓荫南就任“后方接济,同时任总司令,谋响应于广州”;1907年5月,归善华侨邓子瑜组织发动惠州七女湖之役;镇南关起义中,五邑华侨张云田担任敢死队队长。

  华侨是孙中山革命的经费源泉

  华侨是孙中山革命经费的主要支撑者。他们几乎承担了辛亥革命活动的全部经费,包括历次起义的枪枝弹药、士兵给养、革命组织活动经费,创办报刊经费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活动经费等等,绝大部分是在海外华侨中筹集的。从1894年到1912年南京国民临时政府成立,华侨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一批又一批巨额资金。

  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起,革命经费就得到华侨的大力支持,包括孙中山的长兄孙眉自愿捐出一部份财产充为革命经费,后来,孙中山为筹集回国发动武装起义经费,孙眉又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分,以充义饷。开平华侨邓荫南亦“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复还决心”跟随孙中山回国革命。

  香山籍华侨陈耀垣为支持孙中山革命,将自己的“德和”商店及其他物业全部变卖回国追随孙中山革命。

  自1895年起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先后组织十次武装起义,据不完全统计耗資62万元,80%为华侨捐赠。黄花岗起义军费支出18.7630万元,全部由华侨捐赠。为筹备黄花岗起义,华侨李是男、黄伯耀、郑占南等组织发动下,美国三藩市“中华革命筹饷局”在加、美筹募资金9万元。这些钱购得手枪770把以及制造数百颗炸弹。孙中山在回忆他领导起义的历史时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国内同盟会急需经费,开平华侨司徒美堂向黄三德提议将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为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为革命变卖会所,这是海外华侨的一次壮举。

  孙中山曾特别赞誉“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其他则有安南之巨商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等三人”。新会华侨黄景南,在越南以贩卖豆芽为业,镇南关、河口起义之际,他将全部积蓄,捐作军饷;南海华侨李卓峰,变卖全部家产支持孙中山在越南活动。越南华侨关唐以每挑一担水一文钱,所得积蓄,原准备作娶妻聘礼,他听过孙中山演讲后,慷慨将这半生的积蓄献给孙中山,他说:“我愿意追随实现孙中山败者珠理想,将革命事业一如我这对水桶挑负在我的肩上”。

  孙眉自首次起义积极筹饷后数十次变卖家产支持孙中山革命,直至破产。新会旅港富商李纪堂是为支持革命毁家纾难的富商第一人。当时他拥资百万,加入兴中会后,为支持革命献出全部家产。松口华侨梁鸣成是梅州华侨为革命捐躯第一人,1909年,梁受命赴南洋为新军起义筹款。当时爪哇霍乱流行,梁冒险只身前往,短时间内筹款折合港币5万元。在返回新加坡时,不幸遇难。

  武昌起义成功消息激励华侨。缅甸华侨在“得悉佳音”后,短期内捐助20万“交本部转祖国军政府”,并又继续募捐40万元。据广东财政司收支总册报告,从1911年农历九月十九日至1912年5月半年时间里,海外华侨支持广东光复和政权建设的捐款和借款共达175万8千多元。有号称“爪哇糖王”的黄仲涵,在武昌起义之际,以“轩辕后人”名义捐款五万盾支持革命。

  海外华侨在武昌起义成功前后的财政支持,对新生政权的经费扶持意义重大。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身无分文”,孙中山赠对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半开玩笑说:“你如不保证在一周内给我弄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此时南京临时政府库藏如洗。正当新生政权急需经费之际,也是海外“华侨义士。感怀振兴祖国之思,竭汗血,倾脂膏,捐钗环,短衣食,燃耗眉济急”,华侨中下层如“管赈和伙计常常可以捐出一、二个月的薪水,工人随便可以捐出二三十元,捐献一二个月的工资也很多、不管口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再设法。” 就有辛亥这一年,南洋华侨捐出的资金达五、六百万元。

  孙中山对广大华侨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们“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地”,“一团赤诚,只为救国”。华侨是孙中山革命的坚实后盾,是源泉,是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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